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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建 瑛
郭建瑛，男，汉族，1930年生于山西省岚县一个铁匠家庭。父亲郭来福，以打铁为生。兄妹四人，一姐、一兄、一妹。六岁时在界口镇上学，1941年母亲双目失明后，被迫辍学，跟父亲学打铁。1942年，其兄郭永华参加八路军，郭建瑛参加民兵小队，为八路军站岗、放哨，后任区小队长。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l司张翠兰结婚。1950年，组织调他到陕西陇县东南区任区长，张翠兰随他在陕西陇县县委妇联工作。1952年，郭建瑛以中队长的身份带犯人进疆，两个月后，离开劳改队到七十九团二营四连担任指导员。1955年2月，随部队搬迁到柳沟，开荒造田，为开发建设柳沟情系一生。
郭建瑛，一米六、七的个头，瘦弱单薄。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吃苦耐劳，细致认真，要求严格，敢打硬仗，威严而令人敬畏。1955年到1958年，担任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战斗在生产的第一线。整天泡在地里。为不误农时，促进生产，指定连队五种人“雷打不动”：放水员雷打不动，积肥员雷打不动，畜牧人员雷打不动，技术人员雷打不动，拖拉机人员雷打不动，若有失职行为，立即撤换。连队各项工作总是走在全团前面。
1959年8月，担任柳沟二场副场长。抓生产的原则是以水为纲，以农为纲，以肥为纲，以粮为纲。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中心工作：春季春播压倒一切，放水压倒一切；夏季夏收压倒一切，田间管理压倒一切；秋季推行“四好保一好，一好带四好”即棉花桃子多，包谷棒子大，麦子产量高，上交利润多，政治工作就好；冬季积肥，平整土地为工作重点。一事一布置，一事一检查，一事一评比。检查工作，先到连队的每一块地查看，再找连长听取汇报，汇报得正确，他点头赞许；没如实汇报，当即纠正、批评，毫不留情面，连长们不敢稍有疏忽和懈台1960年3月，郭建瑛担任柳沟二场场长兼政委。他坚持干部下基层制度，培养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不脱离实际，务实的机关工作作风，团党委、机关干部分工、分区包干，跟班劳动。按不同季节、不同阶段、不同作业委派干部。他要求明确，任务具体，力争达到事事有人做，项项有干部。特别钟爱机车，常常说：“搞农业，机车是主力军兵团。”对机车人员高标准，严要求，冬闲时严格选拔机车人员，参加理论培训，开春便掀起机车间学、比、赶竞赛，党委分工跟班督战。郭建瑛反复嘱咐拖拉机手坚持五不播：地不平不播，墒不好不播，土块大不播，播行不直不播，下种不匀不播。对工效高、播行直的拖拉机手连连称赞，和连长一起给驾驶员送水。驾驶员不好意思：“哪能让政委给我们送水、端水。”他爽朗地一挥手：“你们是有功劳的人嘛，我们端水是应该的。”“三秋”季节，郭建瑛带头搭起拾花擂台，向拾花能手挑战。机关干部们不甘落后，日均拾花93公斤，最高工效达到143公斤。他要求别人怎样做时总是身先士卒。每到大年三十，他都亲身挑一担肥给连队拜年，机关干部或挑，或用马车、牛车送肥下连队拜年。文化革命前，送肥拜年成为二十五团机关干部的传统。
1961年1月，郭建瑛任二十五团政委。他虚心借鉴兄弟团场建设经验，开展以“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渠道，好居民点”为内容的五好连队建设活动。特别注重植树造林，爱护每条林带就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垦区有名的园林政委。采取三包(包栽、包活、包管)、三结合(专业造林与业余造林相结合、机械化造林与人工造林相结合、突击造林与经常造林相结合)的办法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他亲自规划林带，量沟深浅，拉线植树。明文规定严禁破坏，谁家小孩钻进林带嬉闹，只要说声“郭政委来了”，孩子们便一溜烟地蹿了。有个职工二孬和大家伙在地头吃饭时，冒冒失失撅了根树枝当筷子，恰巧让他看见了，他脸马上虎起来，吼道：“没筷子你不会用手抓!都象你这样，是想叫儿子、孙子将来烧咱的骨头呀，罚你栽五棵树，包栽活，栽不活，开你的批判会!”第二天，二孬挑水栽了五棵树。
为达到“农业不赔钱，农场有上交”的目标，抓财务、抓收入、勤俭办场，号召全团职工勤俭持家，节约开支。开展人人节约百元、人人种树百棵、种南瓜百窝、队队平均每人超工百个的增收节支活动。郭建瑛办公桌上就放着一把算盘，每有财务科长将财务收支计划交给他审阅，财务科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看他一言不发地拿起算盘辟哩叭啦地算了起来，有时眉头一皱，科长的心便一惊，又见点点头，科长暗舒一口气。不开支的钱他坚决把关，全团每月的收支情况了如指掌，许多财务人员领教过精细的铁算盘政委。他自己带头节约，穿着朴素，普通。1961年，他参加石河子干部培训班学习，逢文工团演出，邀请参加培训学习的团以上干部前排就座。郭建瑛穿着蓝色的对襟布棉袄而被士兵挡在外面。
在生活上，从不脱离群众，不搞特殊。他一直住着五十年代修建的土木结构的两间平房。1965年，团又建新住房，分配一套给他，他坚决拒绝。屋里一张大床和几张小床，一张书桌，几只高低不齐的板凳，是他全部财产。他唯一的爱好是辣子和醋，偶而吃顿醋汤面片是他最大的享受。他家的口粮标准和职工们一样，20％的白面，250克的清油，其余是包谷面。妻总是将包谷面蒸成发糕，烫面烙饼，换着花样糊弄不谙世事的孩子，省下白面，为他做碗面片。日夜操劳、长期奔波劳顿，郭建瑛患上胃病、心脏病，药随身带，病发时，没水就干吞下去。下连队，寒来暑往，风雨无阻。赶上吃饭的时候，从不在食堂安排饭。有天中午在五连谈得已晚了，连长执意给政委做饭，他头也不回地说：“要做，你自己吃吧。”到地头上和职工们蹲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起来。有一次在十七连，他心脏病犯了，宿在李连长家，晚饭也没吃。半夜两点，气色缓和些，问连长：“有没有咸菜?”连长哽咽了：“政委，我五百个职工，一千口子人，一万多亩地，七千多亩麦子，还端不出一碗面片吗”?他拉着李连长的手说：“那你能让这一千口子人顿顿吃上汤面吗?”商店经理听说郭政委的老毛病犯了，忙拿出两包方块糖，送到家里。郭政委说：“我有病，过来看看就行了，怎么能送东西呢?”经理解释：“政委，这糖是要付钱的。”“付钱也不行，吃糖凭票，我怎么能吃掉别人那一份呢!”经理无奈何，只得把糖拿回去。平时一有空闲，郭政委爱到职工家串门，唠家常，嘘寒问暖。有天他发现职工吃的米碎了些，找连长劈头就问：。‘‘好大米哪去了，为什么职工吃的是碎米，查查原因，然后向我汇报。”他的语气缓和一些：“要吃好米都吃好的，吃米不能忘种谷人!”
六十年代初，兵团指示家务重、孩子多的女职工退职持家，他给妻报名。妻和他同时参军，同时进疆，工作出色，坚决不答应退职。他反复耐心地劝说：“我是政委，政委是要带头的，政委的家属也应该是有觉悟的。”妻子担心他身体不好，工作压力大，不忍心给他再添烦恼，含泪从自己热爱的岗位上退下来。
1968年，以走资派的罪名，郭建瑛被关进“老牛班”。白天打土块、拉苇子、打柴禾，他都卖力地干；晚上还挨批斗。有次挖渠，旁边的造反派喊：“你们要老老实实地干，要立功赎罪。”郭建瑛正色道：“开发建设柳沟是无罪的!”
1975年7月，郭建瑛调任一二七团政委。一如既往地投入工作，依旧一丝不苟。病已很重了，只要稍有好转，立即回到岗位，风里、雨里、田头上，心里只有生产、工作。1979年7月17日，终因肺心病不治，一颗不屈服的心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一二五团干部、群众纷纷前往一二七团搭设的灵堂吊唁，葬礼隆重。一二五团的干部、群众流着泪，泣不成声地诉说：“政委呀，你是我们的好政委，你才49岁，你是累死的呀!”
1989年，妻张翠兰病故。孩子们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要求，个个学业有成，自强自立。长女郭萍，奎屯市邮电局干部；次女郭莉新，石河子八一糖厂学校教师；三女郭凌，安徽省肖县人民医院护士；四女郭莉茹，奎屯市第二中学教师；儿子郭戈，奎屯市邮电局干部、党员；小女郭艳，昌吉州劳动局干部。
董
馥
董馥原名董以山，1921年5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草庙子镇北台村。父董厚然，母早亡。
董馥自幼勤奋好学，1936年毕业于文登乐山高小，就读先夼村私塾两年，1939年任文登上马岭初小教员。1940年任文登先夼村小学教员，1945年任文登松山区杜梨花庄中心小学校长。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转正)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海教导营(驻威海)和山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驻莱阳)学习。5月，张仲瀚、曾涤、熊晃、叶显棠、李兆民等组建渤海教导旅，
1947年7月董馥任旅政治部(驻振华小吕村)秘书。10月兼任政治部指导员，教导旅西调，改称西北野战军二纵队六师。1949年1月任六师政治部组织科(在陕西)干事。1949年8月在甘肃临洮6师补训团一大队任政委等职。
1949年12月调任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政治处主任。部队起义刚整编’驻地分散，干部不足，任务繁重，事事紧迫，董馥竭智尽力，一心工作，认真执行党对起义部队的"团结、教育、争取、改造，，政策，注意团结广大官兵，重视依靠积极分子。在对比教育中，既理直气壮地支持基层官兵毫不留情地对少数军官虐待压榨士兵行为的揭芋斗争，又耐心说服群众要给出路，改了就好，允许他们重新作人。收到很好的改造效果。妥善处理整编前三八二团一、七连参加轮台、若羌抢案，解脱了大多数士兵，孤立了几个坏人，在起义官兵中树立了共产党人严肃认真、是非分明、胸怀博大的良好形象，对消除有些官兵中的观望、怀疑、敌视态度起到很好作用。
1951年11月，张羽政委调任师政治部主任，董馥以副书记、副政委身份主持七十五团工作。1953年该团改称农七师二十一团，他被任命为副政委、代政委。由于他工作成绩卓著，1955年5月由新疆军区任命为二十一团团长兼政委。
董馥同志一身二任，既重视培养典型，善于使用干部，又刻苦钻研生产技能，狠抓经济核算，使农场由供给制生产顺利地向企业化经营过渡。该团先后涌现出葛存义、王秀英、于爱花、谭淑风、李海云等一批兵团劳动模范，并提拔一些基层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由战士培养教育提拔为团级干部的有7人之多，提拔为营级干部的不下30人。第一管理处7个团场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出自二十一团的尤多。他对干部生活上体贴，政治上关心、爱护，工作匕_严格要求，犯有错误的决不轻易放过，但批评处分后仍量才使用。他几乎天天下地，两天就转一遍。一下地就走对角线，看完了田问作业和作物长势，然后才听连队干部汇报。他很讨厌搞华而不实的东西。他对年轻干部，非常注意循循善诱，耐心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曾对一位文化教员说：有的人总想按个人意愿找个各方面条件都很理想的地方去工作，这种地方世界上哪里都不会有。他重视实践，讲究科学种田。在开始制订作业定额，实行作业工资制和经济核算时，他和业务干部一起，反复进行测定验算，直到完全准确无误为止。为了改良土壤，他坚持草田轮作，用种苜蓿的办法改良土壤。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经常组织专人下连队检查伙食和医疗卫生情况，要求连队要派责任心强的同志为食堂养猪、养羊、养鸡、种菜、磨豆腐。他下连队时，从来不搞特殊，多弄菜时，他会大发脾气，甚至饭不吃就走了，有时甚至在全团干部大会上指名道姓的批评。他性情急躁，有时会错怪了人，但是当他了解真象时，他会当面或电话上告诉对方，自己批评错了。
1958年董馥被派遣去苏联参观考察植棉经验归来，10月，组建农七师第一管理处，任政委。
一管理处原有11个团场，南线6个，北线5个，幅员辽阔，新建农场较多，水源不足，困难重重。董馥和党委一班人下决心实行并场，裁减四个场部，播种面积却没有减少，并开挖了由玛纳斯河西岸渠到沙门子和小拐的引水渠，取得了保种保收和稳产高产的效果。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组织才能，重视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和处、场领导干部之间的协调工作。在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很好地运用“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分头去办”的领导原则。在处与场，场与场之间发生纠葛时，他总是及时沟通，消除误会，分清是非，增强团结。他对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工资待遇经常掂量调整，适时取得平衡。对
他们的婚姻、家庭、子女的状况，都挂在心上，对从工程部队划归的下四场、下五场的干部和新调入的干部特别关照。他说这叫一视同仁，分别对待，没有外来干部的支援，就没有我们大发展的今天。
董馥很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生活福利。在他的规划下，托儿所、管理处中学、中心医院、榨油厂、良种场、技术推广站都很快兴建起来。1960年起，他连续四年全面推广春播沟灌保三苗，省水一倍，增产40％，每亩降低成本1．1元。1961年生活困难时期，管理处中学自种的十多万斤南瓜和拣拾的三万多斤小麦，他都批准给学生吃。而处领导的中灶，这时却被撤掉了。管理处中学缺少教师，他就选调五六个“右派分子”来充任。这些人一直工作得很好。
董馥的实干和钻研精神，是有口皆碑的。他写报告，作总结，订计划，整材料，都是亲自动笔，从不支使别人。他听专家学者或首长的报告、政治学习辅导，都能认真作笔记，一丝不苟。．他布置的工作，到时一定去检查。作为管理处政委，他和机关干部一样参加拉爬犁运肥或拉沙改土的大会战。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他通晓农场的各项生产，精通田间各项作业，又非常熟悉经营管理，经济核算。有次在下一场，他看到播行不直，就自己上车作示范。他审批文稿，都是逐句逐字推敲修改。在他精心主持下，1964年3月一管理处制定了《农牧业生产措施三十条》，从精简机构，劳力组织和使用，干部分工负责和参加劳动，定额管理，成本控制，种子、肥料、灌溉、轮作、机务、畜牧、园林工作，到科学种田，不违农时，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和政治工作，都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虽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对农场经营管理工作由个人指挥一切向规范化，、制度化、计划指导生产、实行经济核算过渡，开创了先河，给后来进一步完善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开启了思路，铺好了基石。
1961年11月任农七师副政委兼一管理处政委。1965年6月任农七师副师长兼生产处处长，1965年11月调农三师任副政委，主持党委日常工作。政委、党委书记由喀什地委书记兼任。
农三师是兵团开拓南疆的一个新垦区，千头万绪，从零开始。董馥满怀雄心壮志，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使三师站稳了脚跟，拓展了垦区。不料“文化大革命”突然袭来，董馥被停职反省，接受所谓群众专政。1973年3月改任农三师副师长，直到1975年8月10日兵团党委最后作出《关于给董馥同志平反的决定》，撤销了1967年3月19日停职反省的决定，收回销毁了1973年7月30日《关于董馥同志的问题决定》，恢复名誉，撤销专案审查。1976年1月，任喀什地委副书记，不久又兼任喀什农学院书记，1978年9月调石河子农学院任党委书记。
董馥到石河子农学院工作，又是受命在危难之际，工作在多事之秋。兵团农学院无端撤销，教工师生全部遣散，留下了许多棘手问题；搬迁回石河子，校舍一时难以腾出，不得不两地办学，教师和干部都急需加强；历年政治运动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急待落实；“文革”中的派性一时还很难消逝，人际关系有许多难解的疙瘩；学校要恢复被“文革”破坏了的正常秩序，工作重点要向教学和科研转移；揭、批、查难度特别大。董馥以他刚毅的性格，坚定的信念，顽强拼搏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夜以继日地工作，稳住了大局，拓宽了工作。在工作中，他严肃认真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非常重视上下左右内外的团结协作，因而能够顺利地调回和新调一批急需的教师和工作人员，校舍陆续腾出来，加快了回迁速度。在揭、批、查运动中，他强调实事求是，治病救人，不许逼供信，不许以牙还牙，不许过去挨了整现在又整人，不许留下后遗症。他规定工作人员和犯有错误的人谈话，写材料，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人参加；材料一定不能掺水分。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要使人心服口服。对“文革”中有些错误而学有专长的学科带头人，他还苦口婆心地说服群众，不要纠缠不休，只要基本上说清楚了，就要及时解脱，让他们尽快出来工作。当他因病住进医学院附属医院，仍念念不忘学校工作，多次在病房召开党委会，研究解决问题，直到1980年7月12日不幸病故。
在他的遗物中，保存着他1976年2月4日到1978年8月16日两年内的7次报告和计划稿．洋洋20万言，句句切中要害，击中时弊。
妻子蒋绍荣退休在石河子农学院安享晚年；长子董崇明，大学毕业，经济师，在石河子物资局任经贸科长；次子董崇胜。石河子市委车队驾驶员；三子董新光，研究生，八一农学院水利系副教授；长女董卫，石河子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二女董新辉，大学毕业，自治区药检所主管药剂师；三女董新智，自治区陶瓷厂工程师。
阿不都瓦依提·艾山
(1928～1993)
阿不都瓦依提·艾山，男，维吾尔族，1928年8月出生于新疆伽师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无力上学，与父亲相依为命，靠给地主当长工度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37年他被送到阿克苏的一所孤儿院上学，1943年毕业于阿克苏地区简易师范学校，在乡村小学任教员。1945年9月，受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浪潮的影响，毅然参加了民族军，历任战士、文书、秘书、管理排长等职。1950年3月，民族军整编，阿不都瓦依提。艾山所在的民族军骑兵独立一连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军十三师四十二团一营三连，他任该连政治指导员。至1953年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军十三师政治部秘书、三十八团侦察股长、管理股长、喀什军分区干部科助理员。1953年11月，调南疆军区和田一牧场任副场长。1961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农一师胜利六场(后称十二场，今七团)副场长、沙井子民族农场政委。1973年12月任农一师政治部副主任，1975年6月任阿克苏地区农垦局副局长，1982年6月任农～师副政委。1989年10月离休。
阿不都瓦依提·艾山在青年时期受到过一定文化知识的培训和新疆三区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上进。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不论在民族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工作，作战勇敢，工作积极，为新疆和平解放，部队精简改编，剿匪反霸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和田牧场工作期问，正值建场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他同全场干部职工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为牧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50年代中期，在开发六场的工作中，他担任副场长，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注意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农一师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骨干。在沙井子民族农场担任政委工作期间，积极带领全场干部职工，狠抓“五好”建设，统一规划和实施农场的好道路、好林带、好水渠、好条田和好居民点建设，为民族农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迫害，被错误批斗。在担任农一师政治部、阿克苏地区农垦局和农一师领导期间，曾先后分管全师的畜牧业生产工作和民族、群众工作。在分管畜牧业生产中，狠抓草场建设和良种化工作，初步建成了细毛羊、三北羊、黑白花牛生产基地，为全师畜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民族、群众工作中，组织全师大力开展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教育，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开展创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争当民族团结先进个人活动，促进了农一师与地方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他始终坚持“两个离不开”，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深受各族人民的尊敬。
1993年5月28日，阿不都瓦依提·艾山因病医治无效，在乌鲁木齐与世长辞，享年65岁。
郑
东 印
(1924～1974)
郑东印，男，汉族，河北定县人，192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本人学生成分，高小文化。1938年参军，193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军委调干。1969年4月，由北京调任农十师副政委、师党委副书记。在此期间，原主持农十师工作的党政领导犯有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和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使致两派群众对立严重，专案关了不少人，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放干部难度很大。他上任后积极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夜以继日，勤奋工作，做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工作，既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工作雷厉风行，很快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对稳定农十师的局势，撤销专案，落实党的政策，解放干部起了
积极的作用。
郑东印关心同志，爱护干部，对人忠厚直爽，为人光明磊落，人称“郑大炮”，以其朴实诚信的良好作风，得到群众的信任。1974年下半年，因劳累过度，他突然发病，被送北京抢救治疗无效，不幸病逝，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享年50岁。
王
云 龙
王云龙，男，汉族，原籍陕西省长安县斗门乡新旺村。生于1916年9月29日。父亲王振升。母亲王冯氏，终生务农。兄弟5人，他排行第四，全家lO口人，13亩土地，另外租种地主9亩地，风调雨顺年月粗茶淡饭尚可温饱，遇到灾荒只能以草根野菜充饥。
1924年，王云龙8岁，父亲决定在孩子中培养一个读书人·以改变王家世代为农受人欺压的命运。老大、老二、老三已过了读书的年龄．且是家里离不开的劳动力．老五年纪尚小，唯有老四王云龙聪明伶俐．正是读书的年纪。便省吃俭用送他到县城上小学。
年幼的王云龙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为了报答父兄的培育之恩，他刻苦学习，门门功课成绩优良，1931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省立中山中学。
30年代，在全国人民反对分裂．一致抗日的浪潮中。王云龙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参加热火朝天的抗日救国运动。他们走上街头发表抗日救国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排演文艺节目宣传抗日。中山中学的学生还痛打反动头子戴季陶，烧了他的汽车，因此10多名学生被捕．学校被查封，王云龙失学回到家乡。
1934年春，王云龙在求学不得，谋事不易，大哥、二哥相继被抓壮丁，三哥给人家做上门女婿，父母年迈．生活艰难的情况下，经人保荐到长安县公安局当一名抄写文书。在西安上学时千云龙和他的同学们上街宣传抗日，多次受到警察阻挠和驱赶，从心眼里恨透警察。不屑与其为伍，不满三个月即弃职考入国民党设在甘肃天水的西北军官培训班·从此开始他的军旅生涯。王云龙在国民党军营里生活了15年．由见习排长逐步升任上尉连长、副营长、中校营长。“九·二五”起义前升任副团长。他所在的部队先后驻扎在甘肃兰州、酒泉、玉门、嘉峪关，宁夏额济纳旗，1944年奉调进疆．驻奇台、迪化、绥来等地。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是王云龙人生的转折点。他在自传中写道：“国民党军队15年中，我思想空虚，醉生梦死，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一些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解放后，我决心接受党的改造，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解放军战上，争取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949年12月，王云龙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四团副团长。
1950年1月下旬，王云龙奉命带领4名战士和一名会讲哈萨克语的参谋，骑马来到玛纳斯河中下游踏勘炮台、小拐、中拐、大拐地区的地形、地貌、土壤结构和水源情况，为人部队进入垦区开荒生产分区布点。时值严寒，滴水成冰，遍地是没膝深的积雪·方圆数百公里内荒无人烟。王云龙和他的战友们白天踏勘荒原，跨河沟越沙包测量土地·晚上在用芦苇、红柳搭起的窝棚里将冻土烤化，分析土壤的含盐碱程度。先遣队员们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历时一个多月，踏勘小拐地区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绘制出垦区勘测规划图和土壤含盐碱成分报告，为大部队进入垦区作好前期准备。3月，大部队进入垦区·王云龙和他的先遣队员为部队建起十多个大窝棚，使部队一到就有遮风避寒的柄所。1951年3月，乌斯满裹胁残匪数百人再次发动武装叛乱。二十五师奉命组织剿匪大队，参加由军区统一指挥的剿匪战斗，由王云龙任大队长，七十三团副政委刘华森任政委，下辖三个骑兵连，一个骆驼运输连，总兵力500人。10月10日，剿匪大队从小拐出发，经乌尔禾、沙子街、福海等地直捣反革命匪徒窝巢。盘据在阿勒泰附近叛匪之一部约500人，闻风怆惶逃进库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王云龙率领剿匪大队紧随土匪留下的蹄印闯进大沙漠。这股土匪土生土长，熟悉沙漠里的地理环境，每人都有两匹马，行动迅速。剿匪大队经过五天五夜的追赶，行程数百多公里，终于在沙漠中心地带名叫可可巴斯岛的地方追上了这股土匪。可可巴斯岛有一股拇指粗的泉水，泉水甘甜，终年不断，附近生长着一片芦苇。这儿是土匪的落脚点，不为外人所知，土匪原打算在此躲避越冬，开春以后再作打算。没想到剿匪部队追剿进来，一触即溃，顺着一条干沟向西逃窜。剿匪大队不顾疲劳，在给养供应不足，人饥马乏的情况F，盯着土匪又奋力追赶两天两夜，在老关店附近追上了这股土匪。经过一场激战，歼敌数十人，俘虏近百名，其余土匪向东窜往甘肃。不久又被甘肃剿匪部队追剿逃窜回新疆，被新疆剿匪部队围歼时全部投降。步兵第二十五师剿匪大队在四个月的追歼中，英勇顽强，关键时刻连续七天七夜追剿武装土匪，胜利地完成剿匪任务，受到新疆军区的通令嘉奖。
1952年12月，王云龙被任命为步兵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团长。
1953年6月，步兵七十四团更名为农业建设二十团，王云龙仍担任二十团团长。
1953年以前，农七师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和棉花，指战员们普遍认为小麦是低产作物，不愿意大面积种植。王云龙向农业专家请教，走访当地的农民，探索提高小麦亩产量的方法。1953年夏。在党委支持下，他抽调拖拉机，组织200多劳动力在苏兴滩南部开荒造田l万亩，入冬前播种冬小麦。为提高产量，合理密植，培肥地力，增加千粒重，开春小麦返青以后适时适量灌水，进行苗期追肥和人工松土，万亩小麦绿油油一片，长势喜人，地方、兵团多次组织人员参观学习。夏收之后，一万亩小麦平均亩产400斤，总产400多万斤，买现小麦万亩万石的丰产目标，受到新疆军区和兵团的表彰，为农七师垦区大面积种植小麦取得了经验。
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到1956年，二十团耕地面积扩大到lO万多亩，职工4000多入，拥有各式拖拉机5台，载重汽车4辆，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物质基础。按照老场建新场的原则，师党委指示二十团创建新的农场。
1956年春．二十团抽调部分农机具和干部以及河南支边青壮年1000多人，在苏兴滩
拉开了创建车排子二场的序幕。王云龙既要领导二十团的生产建设，又要指挥建设新场。
他每天骑马在老场、新场之问奔波，食无定时，宿无定处，饿了碰到哪个连队食堂开饭，就
在那里吃上一顿，困了在职工的窝棚里睡上一觉，无日无夜地在田野里I忙碌。车排子二场
创建初期，房无一间，军垦战士们住的是用红柳、芦苇搭起的草棚子，顶部透亮四周透风·
刮风满棚土，下雨满棚泥，在渠道修通之前，食用水要到十多里以外的地方去挑’每人每天
只能分配3茶缸水，几十天内没有水洗脸洗澡。有些新来的支边青年吃不了苦，闹情绪’开
荒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在此情况下，王云龙一方面组织车辆拉水，除保证满足饮用水外，每人每天供应一脸盆洗漱用水，一方面深入到支边青年中间，和他们一起吃盐水泡饭，对他们进行军垦战士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稳定了部队，保证了开荒生产任务的完成。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艰苦创业，1956年lO月12日，车排子二场正式成立。共开荒造田63000亩．建成正规化条田128块。播种冬小麦9000多亩，修建房屋2000多问，植树造林1500多亩，开辟果园300多亩，水利工程成网配套，一座中型国营农场基本成型。
1958年6月，二十团又接受创建车排子四场的任务。农七师党委指令王云龙兼任车四场场长。车排子四场位于二十团东侧，俗称“东戈壁”，荒无人烟，生长着大片胡杨林、梭梭林和低矮灌木丛。6月10日，王云龙和新任命的车四场政治处主任安登魁骑马进入东戈壁踏勘，划定场部和生产连队的位置。6月13日，二十团抽调机力、劳力和生产物资开始创建车四场。师党委下达的生产任务是，当年开荒造田10万亩，播种冬麦3．5万亩，植树造林2000亩，开辟果园300亩，完成与生产配套的水利建设和房屋建设，要求保证做到当年建成一座机械化国营农场。在仅有900多名劳动力，13台拖拉机的情况下，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王云龙和安登魁充分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大搞技术革新，研制出打荒器和运荒器，提高工效20多倍。到10月底，开荒造田10．5万亩，播种冬麦3．6万亩，植树造林2100亩，开辟果园350亩，修建渠道50多公里，房屋1000多间，超额完成师党委下达的建场任务。平均每亩开荒成本仅为2．8元钱。成为全国国营农场的标兵，受到国务院，自治区和兵团的表彰。
1959年3月，王云龙调任农七师参谋长，1963年6月改任副师长，主管全师农业生产和农业机械化工作。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全师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王云龙受到冲击，失去工作权利达12年之久。1978年10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任命王云龙为奎屯农垦局顾问。王云龙深入基层，帮助团场、连队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小麦和棉花种植面积，使团场经济得到逐步恢复。职工生活由吃90％的粗粮，逐步增加细粮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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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兵团体制恢复后，王云龙被任命为农七师师长。1983年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8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9年3月离职休养。1992年4月3日，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返疆途中，在西安因心肌梗塞，溘然去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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